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强化新冠病毒感染与基础病共治理念******
【抗疫中，我们众志成城㊽】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到“保健康、防重症”。
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表示，新冠病毒感染者，特别是老年人，往往合并一些基础病，同时新冠病毒感染也会加重基础性疾病。因此，第十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强化了新冠病毒感染与基础性疾病共治的理念，不仅要强化新冠病毒感染的治疗，更要对基础性疾病进行对因和对症治疗，通过多学科会诊，促进患者全面恢复健康。
郭燕红介绍，诊疗方案是指导临床医务人员对新冠病毒感染者进行诊断治疗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规范。第十版诊疗方案规定，根据感染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分为轻型、中型、重型和危重型，这更符合临床实际，有利于医务人员对患者病情进行综合研判，并采取综合的治疗措施。
“目前，奥密克戎毒株感染后，总体的致病力是下降的，但一部分有基础病、没有接种疫苗、免疫功能低下的老年人会出现重症，表现为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介绍，第十版诊疗方案明确，将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病例定义为由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为主要表现的重症病例，其他基础病加重、诱发基础病等，则作为基础病或其他疾病导致的重症病例。对于新冠病毒感染肺炎导致的重症，强调呼吸支持，包括早期的氧疗、俯卧位、气道管理等。
第十版诊疗方案颁布实施后，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郭燕红介绍，第十版诊疗方案的核心理念是对新冠病毒感染按照常规“乙类乙管”的传染病管理方式进行病人管理和救治，充分借鉴了3年来临床救治的宝贵经验。在临床救治方面，不但强调了新冠病毒感染与基础病共治的理念，还强调三点：一是强化关口前移，对于轻症病例也要早期介入，特别是对于一些高龄、合并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更要加强关口前移措施的应用，加强对症和支持治疗，防止轻症转为重症；二是进一步规范重症患者的诊疗，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预警指标，通过对预警指标的把握，及早对重症患者实施及时的救治措施。对重症患者的氧疗、俯卧位通气等措施都进行了强化；三是坚持中西医结合，特别是注重发挥中医药在临床救治中的独特作用。
(光明日报 记者 金振娅)
东西问丨短评：为何说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中新社北京1月2日电 题：为何说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19世纪，经历过纷飞战火的列夫·托尔斯泰写下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时移世易，人类对于幸福的向往仍是相似的，各国通向幸福的道路却各具特色。
作为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国何以在短短几十年间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人权事业不断进步？五集大型电视政论片《新时代中国人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幸福密码”。
通过保障所有人的人权，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优先保障生存权、发展权等，中国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在当代中国人权保障不断进步的背后，积淀着中华文明深处对人的关怀，回望5000多年文明史可知，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2006年，首届“中国人权展”在北京举办。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先秦时期，道家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儒家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墨家倡“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东汉佛教传入，逐渐演化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思想。及至唐宋，朱熹进一步提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张载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更成为千年来中国无数有识之士的毕生追求。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发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呼吁，这一堪称中国版“人权宣言”的文献，较卢梭《民约论》更早百年；1948年，在中国代表张彭春的建议下，《世界人权宣言》融入良心、仁爱、忠恕、包容等中华传统思想，这部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际性权利法案由此成为凝结东西方文明智慧的经典。
近一百年前，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中国“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此后，如何战胜这“五大仇敌”成为贯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道难题，同时也是检验中国人权发展的参考系。
如《新时代中国人权》片中所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起“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鲜明宣示了救国救民、争取人权的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牢牢把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促使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保障不断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总结中国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形成了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的中国特色，丰富了人类人权文明新形态。
资料图：广西少数民族联欢。俞靖 摄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1990年的0.501跃升至2018年的0.758，增长逾50%，标志着中国成为自1990年UNDP在全球首次测算HDI以来，唯一从“低人类发展水平”跃升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
另一个生动案例是，新中国成立前，生活在云南深山的独龙族还过着结绳记事、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生活，每逢大雪封山便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随着脱贫攻坚力度不断加大，6.68公里的特长隧道穿越高黎贡山，使天堑变通途，独龙族宣告整族脱贫。在中国人权事业的不断发展中，“一跃千年”的奇迹已从想象照进现实。
回看胡适当年的困惑，不难发现，今日之中国已找到那条正确的路。“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中国的人权事业将继续发展，也将为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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